國史大綱第五篇   中華帝國－秦朝

第五篇   中華帝國－秦朝（秦始皇元年前２２１年－秦王子嬰元年前２０６年）

長期戰亂給社會帶來巨大災難，人民渴望安定統一。各地域經濟的發展，要求打破政治分裂所帶來的阻礙。這力統一準備了客觀條件。秦「據殺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地理位置優越，物質基礎雄厚。數代秦王勵精圖治，廣納賢才，吏治較為清明。商鞅變法後，秦尊奉法家，獎勵耕戰，國家日益強盛，為日後秦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前２３０－前２２１年，秦國採取遠交近攻策略，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相繼滅掉東方六國，建立起第一個中央集權統一國家秦帝國，定都咸陽。   

秦始皇元年前２２１年，秦王政滅六國後，認為自己德兼三皇，功過五帝，遂採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構成皇帝的稱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使用皇帝稱號的君主，所以自稱始皇帝。同時在中央實行三公九卿，管理國，乃稱皇帝。他還繼續執行孝公變法以來商鞅的法家政策，加強君主專制，削弱舊貴族勢力，提拔由軍功而上升起來的貴族。此外，他還認同陰陽家所提出的五德終始說，認為秦是水德，周是火德，水能克火，因此秦得天下，故以十月為歲首。 

秦始皇廢除分封制以後，建立了一套自中央到地方的郡縣制和官僚制。初分全國為３６郡，以後隨著土地的擴大增至４６郡，定咸陽為首都。中央政府最高的官僚是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亦稱三公。地方郡的長官為守，縣的長官為令。郡縣制初步打破了血緣關係的宗法制，封建制、官僚制則代替了貴族的世襲制。

長期分裂局面造成的影響，使秦始皇非常關心六國舊地的動靜，擔心六國舊貴族圖謀復辟。為了防止割據的再現，秦始皇把六國富豪和強宗十二萬戶遷到咸陽，另一部分遷到巴蜀、南陽、三川和趙地，使他們脫離鄕土，以便監視。他把繳獲的和沒收的武器加以銷毀，在咸陽鑄成十二個各重千石的銅人。又下令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盡可能消滅封建貴族依以割據的手段。為了控制廣闊的國土，特別是六國舊境，秦始皇還修建由首都咸陽通到全國各地的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他自己多次順著馳道巡遊郡縣，在很多地方刻石紀功，以示威強。為了加強北方的防務，又修築由咸陽經過雲陽，直達九原的直道，塹山堙谷千八百里。在西南地區，還修築了今四川宜賓以南至雲南昭通的五尺道，於近旁設官進行統治。

秦統一以後的十幾年中，秦始皇維持了一支龐大的軍隊，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進行了多次的大規模戰爭，完成了巨大的國防建設和土木建築。 據估計，當時全國的人口約為一千多萬，而當兵服役的人超過二百萬，佔壯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

然而完成統一後的秦始皇，窮奢極欲，大興土木，建造宮殿、陵墓。他花費巨額錢財求仙訪藥，以求長生不老。秦始皇興師動眾出外巡遊、封禪，徵發繁重，百姓不堪重負，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秦朝刑法嚴苛，人民搖手觸禁，「赭衣塞路，圖圄成市，天下愁怨」，社會矛盾嚴重激化。

秦始皇１２年前２１０年，秦始皇在巡行途中駕崩，秦始皇臨終時留下遺詔，命皇長子嬴扶蘇繼位，然而被趙高，胡亥夥同丞相李斯竄改之，賜死扶蘇及蒙恬，立胡亥為二世皇帝。秦二世殘忍昏庸，不思改革先皇弊政，繼續實行嚴刑峻法，加重人民負擔，致使社會矛盾和統治階層內部矛盾尖銳化，人民再也無法忍受下去，最終一場大規模的農民叛亂爆發了。

秦二世元年前２０９年，一隊被派往北部邊境的成卒，在大澤鄕遇雨受阻。按照秦朝法律，不能如期趕到成地將被處死。 這些成卒於是鋌而走險，在陳勝、吳廣領導下「斬木兵， 揭竿為旗」，發動了農民叛亂。陳勝自立為王。天下雲集響應，叛亂迅速蔓延。陳勝叛亂失敗，項羽、劉邦等領導的反秦勢力卻日益壯大。

原楚國大將項燕之後項梁、項羽叔侄發動會稽起義，項梁自號武信君；原泗水亭長劉邦亦於沛縣起兵響應，稱沛公。項梁採納範增建議，擁立前楚懷王孫熊心為王，仍號「楚懷王」，都盱台。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秦二世３年前２０７年，劉邦的軍隊進佔咸陽，進入咸陽之前，丞相趙高發動望夷宮之變，弑殺二世皇帝，因六國復立，不宜稱帝，於是立秦始皇之孫嬴子嬰為秦王，不久秦王子嬰發動政變，誅殺趙高，隨後劉邦入關，秦王子嬰投降，秦朝滅亡。之後項羽率諸侯軍進入關中，與劉邦會於鴻門，鴻門宴後，項羽屠咸陽，殺秦王子嬰，焚秦宮室，劫掠關中。

平定關中後，項羽上書義帝請封功臣，懷王回復「如約」項羽大怒，不遵楚懷王之命，自主分封。漢王元年前２０６年，項羽尊楚懷王為義帝，立十八路諸侯，自號「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劉邦則被封為漢王，將巴、蜀、漢中分給劉邦，佯稱此地仍屬關中，不違約。

秦朝滅亡後，劉邦和項羽展開了長達四年的楚漢戰爭，中國進入第三次空位期（漢王元年前２０６年－漢王五年前２０２年）。劉邦「約法三章」，廢秦苛法，善於用人，聽取諫言，指揮得當；項羽剛愎自用，不善用人，賞罰不明，燒殺擄掠，加之分封政策失當，缺乏穩固的根據地，最終被劉邦擊敗。

秦帝國的中央集權與皇權，在中華帝國史上呈現出高度集中但極度失衡的特徵。

在中央集權層面，秦朝達到了農業文明時代的極限：  

- 全面推行郡縣制，地方長官由中央直接任命；  

- 軍權、財權、司法權、度量衡、貨幣、文字、車軌全部統一；  

- 廢除分封，遷徙六國豪強十二萬戶至咸陽，徹底消除地方勢力。  

這套制度使中央政府對基層的控制深度遠超此前任何時期。

在皇權層面，皇帝個人權力表面上極其強大：  

- 丞相、御史大夫等高級官員可隨時被處置；  

- 重大決策無需經過任何常設議政機構，皇帝一人最終決斷；  

- 沒有宰相分權、外廷制衡、士大夫共治或外戚牽制等制度性緩衝機制。

然而，這種高度個人化的皇權缺乏制度性約束與容錯機制。一旦皇帝本人無法親自決策，整個官僚體系立即失去協調能力，中央指令無法有效傳遞與執行，導致系統性崩潰。

因此，秦朝的中央集權與皇權並非簡單的「過強」或「過弱」，而是集中程度極高但缺乏彈性與備援結構。這種模式在最高決策者健在時可實現極高效率，一旦最高決策者缺位，便迅速失控。這也是秦朝僅存續１５年即告滅亡的制度性根源之一。後世長壽王朝多在保持中央集權的同時，加入宰相分權、臺諫監督、外廷議政等緩衝與糾錯機制，以避免類似風險。

秦國法家傳統以嚴刑峻法、愚民政策和統一思想為核心，強調國家權力的絕對集中和對人民的極端控制，這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演變為秦朝的暴政，包括焚書坑儒以壓制異見、徵發數百萬徭役修建長城和阿房宮導致民生凋敝，以及連坐制和重稅引發廣泛民怨，這些措施雖短期強化了帝國統一，但最終激發陳勝吳廣起義並迅速蔓延全國，成為秦朝僅１５年即亡的根本原因。然而，秦朝滅亡並不意味著其開創的秦制――即中央集權和大一統體制――極大限制了經濟、思想、科學和文化發展，因為後世漢唐宋明等王朝繼承並調整了這一體制，實現了經濟繁榮如唐宋商業高峰和文化多元如唐代宗教並存，證明秦制本身具有彈性與適應性，秦朝亡於秦政的暴虐實施，而非亡於秦制的結構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