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发生了什么？
1977年，今天在网络上被彻底污名化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上任，祭出了人权外交——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苏联异议物理学家萨哈洛夫——苏联开启疯狂”战狼外交”狂骂美国帝国主义云云。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已经是风中残烛，卡斯特罗在社会主义阵营影响力越来越大，古巴和苏联在这一年介入另一场在非洲的欧加登战争——两个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互搏，苏联从支持索马里转为支持埃塞俄比亚。索马里随后导向美国。
在捷克，以哈维尔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签署了民权运动的77宪章，成为未来捷克民主运动的标志。
彼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的政变，政治斗争正在进行中，改革的讨论正在悄悄开启。我猜毛泽东真实继承人是毛家的毛远新，而华国锋只是过渡性的。无奈主席对自己寿命估计错误，看人也不准，华国锋一举拿下了四人帮和毛远新，开始梳起了背头，拍了和毛泽东一样的照片来搞个人崇拜。
华国锋属于文革得势派，虽然参与了政变，实际上和汪东兴一样，动机都是和江青/毛远新的内讧，并不是陈云、叶剑英这些老干部阵营的人。1977年二月，文革派在红旗杂志上撰文“两个凡事”——“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包括共产党精英和普通老百姓都已经厌倦文革和阶级斗争的1977年，看上去这些话很傻逼，等于是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如果毛泽东都是对的，那你逮捕江青是什么意思？那为1976年平反毛钦定的反革命天安门事件是什么意思？
而事实上，华国锋也没办法，他的政治合法性完全来自”你办事，我放心“，在1977年还没有什么功过三七开的说法，社会上正酝酿着中国版的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去毛泽东化），他只能依靠毛泽东这面红旗——他也只有这面红旗。他既需要老干部帮忙打倒文革中的极左派（四人帮、毛远新——华不愿意沾脏水，居然说四人帮是极右派），又要保护自己这种文革得势派。华国锋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矛盾体。
而老干部们个个都有在自1921年以来在中共残酷政治斗争中存活的经验，大起大落而不死的战术大师邓小平在两个凡是出来以后，马上写信给中央华国锋说支持两个凡是，希望自己能恢复工作为华主席效力，私下里正在筹备方案，准备未来的政治斗争。
1977年三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和叶剑英开始要为邓小平平反，恢复工作。同月，胡耀邦也恢复工作，去了中央党校，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斗争已经开启——胡耀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中央党校的工作关系，胡耀邦搞了本叫《理论动态》的内参杂志，作为向两个凡是进攻的理论桥头堡，次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来自这里，这是胡耀邦主持的，不是后来被神化的邓小平提出。11月胡耀邦成为中组部长，开始大规模平反老干部，又在人数上给老干部阵营增加力量。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职务；8月十一大后，邓进入新的中央领导核心。
1977年5月，习仲勋的刘志丹小说案依然没有得到平反，他还在洛阳。7月习近平去洛阳看习仲勋，带了两个人要帮习仲勋写材料去中央要求重新审查他得案子——不只是刘志丹案件，还有习仲勋入党年龄，和把档案上富农背景改为富中农三件事。
11大结束的八月，邓小平官复原职，习仲勋多封信终于得到了回复，王震是第一个支持习仲勋平反的。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跟齐心讲，如果王震支持平反，那习仲勋的案子肯定可以平反，实际上就是王震一直不让习仲勋平反，他们的恩怨可以追溯到1952年。
12月胡耀邦已经主持中组部，习近平请求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安排齐心和胡耀邦搞了个秘密会议，胡耀邦告诉齐心习仲勋可以平反，但速度没那么快——习仲勋被认为是西北高岗派系（实际两人并没那么紧密）。习仲勋直到1978年才平反。
在经济上，邓小平和华国锋并无区别，两个人都想恢复到文革以前的计划经济（也是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前搞的那种），等于再搞一次大跃进。这些老干部们并不懂什么经济，也没什么经济学常识。他们的经济改革，就是放弃阶级斗争，搞另一场生产运动。1977年八月，赵紫阳和万里分别去了四川和安徽，真正经济改革的种子是在地方上萌发的。
在台湾，美国民主党的上台导致台湾蒋经国政府和美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自76年华盛顿邮报爆料台湾搞核武器后，蒋经国的核武梦就一直受到美国压力，像今天美国指控中国大陆留学生与学者窃取机密文件一样，1977年美国政府也逼迫在MIT等高等学府学习的飞弹和飞机制造的台湾留学生完成学业后立即回国，蒋经国愤恨至极，在日记中写道：“美国帝国之一之真面目，于此可见矣，有何友谊可言？彼此利用而已。”
1977年台湾举行了地方选举，当时党外运动已经兴起，党外人士和支持者对于地方选举抗议选举作弊，爆发中坜事件，这件事可以看作是党外街头运动的开始，也是未来美丽岛事件的前奏，是二二八后第一次大规模暴动。蒋经国决定动用警察镇压，最终党外与无党籍人士拿下桃园县、台中、台南和高雄县，国民党遭到前所未有打败，虽然依然是控制议会。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自反之後，心之深處忽生「生而受辱不如死而求心安」，確有此念。惟今日之事無法一死了之，死要比活來得容易，在此一念之差耳。為了黨國，為了同志親友，為了家庭，豈可走此盡頭路？……敵人緊追而來，身為蔣氏之子，豈可一逃了之？ ”
1977年是旧社会主义阵营、后毛中国、台湾威权体制同时出现裂缝的一年；1978年以后很多“改革”或“转型”，其政治条件已经在1977年形成。 。
关于1978，下次再讲。
Posted Jun 10, 2026, 4:28 PM U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