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合集

《苏联真相》

机器的用处是提供消费品。如果消费品分配不涉及公有制，那公有制有什么意义呢？苏联的孝子贤孙们对“朝鲜将军的迈巴赫”这件事选择避而不谈。

尽管苏联中央是最大的私有主体，但它对分散的众多苏联私有企业依然无可奈何。苏联中央能够做的事情仅仅是不断地提高企业的产量指标或产值指标，以使苏联中央给出的“委托费(奖金)”更加有回报。

随着产出不断地增长，苏联企业的囤积量也在增长(闲置人力\闲置物资\闲置产能...等等)，这导致斯大林模式固有的相对生产短缺，甚至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越是商品短缺，苏联企业主就越是私藏囤积，从而造成更大的商品短缺。

初看起来，苏联与美国是相反的。前者是相对短缺，后者是相对过剩。但只要我们仔细地考察“囤积”这个词与私有制的关联，就容易发现畸形市场与正常市场的共通之处：苏联资本家是囤积商品，美国资本家是囤积货币。

既然私有制的关键是囤积，那么它也就必然造成短缺(贫富差距)。苏联底层贫民的短缺表现为缺乏商品，美国底层贫民的短缺表现为缺乏金钱。而这两种短缺都不是绝对性短缺，只是私有制所致的“人造饥荒”。

但货币与商品能够互换，美国富豪也持有机器\不动产\物料，苏联富豪也持有巨量卢布。求金欲是剥削的根本动力，这是历届乌托邦空想家都希望取消货币的缘由。

每家苏联企业都图谋私利，奇妙的默契在此时出现：全部人都喊着“短缺”。虚假信息向上流动，就像利用一场伪造的消防事故以平账，指望斯大林来核查是不切实际的。“信息透明”就像财产公开那样不可能，即使形式方面做到，它也必然是虚假。例如，21世纪的中国本科就业率就令人难以置信，这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无关。 苏联中央团体仅有的“合法手段”是给生产指标设立奖金，这就是委托-代理关系。苏联卢布的地位意味着它有市场，无论是黑市还是国际市场。为赚取奖金，苏联企业家有以下手段：(1)隐藏生产能力，以“细水长流”的方式持续完成指标。(2)囤积闲置机器\囤积闲置劳动力\囤积物料和商品，以应对突然间提高的指标。(3)弄虚作假，以完成产量指标。(4)不顾实际需求，只生产高价商品，以完成产值指标。(5)苏联企业家制造“低薪甚至无薪的在职失业”，使员工难以生存。员工不得不偷偷地寻找副业。但在指标突然间提高之时，苏联企业家又逼迫工人高强度“突击”。(6)夸大实际需求，以获取更多生产资料。拿取的越多越好，交出的越少越好。与中央团体博弈和讨价还价，最终实现剩余价值分赃。

在关键时刻(如突击期间)，人手短缺会威胁到指标的完成。苏联企业之间相互竞争、抢占劳动力。谁囤积的劳动力更多，谁在应对指标剧烈波动之时就越从容，也就更容易获得奖金。然而，这种劳动力囤积导致奇特的现象——“在职失业”——宏观层面的劳动力短缺与微观层面的劳动力闲置并存。苏联企业把目前还不需要的人留住，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同时，企业又不希望这些被囤积的劳动力增加实际成本。虽然苏联资本家喜欢在汇报时夸大成本，但他们厌恶实际的成本。苏联厂长需要降低超额完成指标的实际成本，才能够获得更多利润。

苏联资本家不愿意让其它的苏联资本家获得更多劳动力。这类被囤积的劳动力等同于产业后备军，他们生活困苦，要偷偷地寻找非正式的副业才能维持生存。一旦有新的提高了的指标，这些产业后备军就立刻进入苏联工厂中累死累活地劳动。已经囤积了足够劳动力的苏联资本家，能够超出指标而获得奖金；而另一些没有囤积足够劳动力的苏联厂长则难以获得奖金。这就是苏联笑话“We pretend to work, and they pretend to pay”的来源。科尔奈指出：“苏联劳动力短缺越频繁、越严重，苏联内部闲置就越大”。

政治公权与货币公权交织着。这两者都可以导致荒谬至极的事情。你看见某人脱光衣裤在泥巴里打滚，这是他在拍短视频赚钱。你看见亩产万斤的浮夸风，这是官员在应付生产指标。你看见香港的虚假招聘广告，这是雇主为申请外劳而走的流程。

苏联式私有制的性质可以扩展到整个人类历史：1.讨价还价的交易、2.对商品的恐慌性囤积、3.哈定悲剧(损人利己)、4.无限的求金欲、5.商业秘密与谎言。

利益竞争产生隐瞒与欺骗，企业之间总有商业机密。所谓“无序状态”只是哈定悲剧的表现形式：为私利而损害公利。Alec Nove说：“信息流必然受到信息提供者利益的影响和扭曲，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有限资源的竞争对手...但是，期望从那些与这些信息产生的结果有关的人那里得到公正的信息，未免不切实际”。向上级发送准确的信息不符合苏联企业家的经济利益。大企业所谓“计划”只是假象，大企业内流通货币，而货币是私有制的同义词。企业各部门之间有利益冲突(办公室的勾心斗角)，职员也按照委托-代理关系来工作。

各个苏联企业在市场经济里的主观盲目经济行动，例如私藏、囤积，却造成了一种凌驾在各个苏联私有企业之上，并逼迫各个苏联企业的客观经济力量。指标不停地变动着(指标的商品种类也变化着)，今天是这样，明天就变成那样，总是临时加急更改。

指标是飘忽不定的的东西。每个苏联资本家都无法预测本月指标是怎样，就连制订指标的苏联部长们也无法预测。因为指标和价格都不是单方面制定，它们是苏联市场——不被任何人计划、不被任何人操控、仿佛是“外力”(在全部人之外)——所造成的结果。指标与价格都是厂长与厂长、厂长与部长之间相互博弈、相互竞争的结果。所以，苏联的指标经济其实是一种畸形的市场经济，它有着严重的浪费与混乱。

《斯大林模式有没有失败呢？》 苏联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其持续、普遍且呈周期性波动的物资短缺。无论是生产要素还是消费品，相对短缺是该体系的常态。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主流观点倾向于将其归因于信息处理能力的局限。然而，这些解释难以充分说明短缺的周期性特征，更无法解释为何在生产能力显著增长的同时，短缺现象反而愈演愈烈。

雅诺什·科尔奈在其研究中敏锐地捕捉到苏联模式的核心，他指出苏联物品短缺的深层原因在于“对扩张的动力与对投资的渴望”。这是深刻的洞见：恰恰是增长的动力催生短缺。苏联的周期性短缺是该市场经济体制的内生性产物。它源于不同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企业经理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策略，与中央计划者为追求宏观增长而采取的措施——发生冲突和博弈。这种博弈围绕着信息的扭曲、资源的争夺和物资的囤积，最终形成自我强化的短缺循环。

经济核算这个词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简单理解就是算经济账的意思，借此达到用最少投入获取最大产出的经济效果。为改变战时企业只管生产、不计成本、不算盈亏的供给制，列宁提出，苏联企业要实行经济核算制度，学会估计和核算成本以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盈利。经济核算制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唤起企业对其生产业绩的关心，刺激其不断改善生产。为此，在企业与国家之间还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如计划、考核、奖惩，等等。当然，企业要想在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方面有持续发掘潜能的动力和积极性，必须有一定范围内处置其资产的自由，包括购买生产设备、原料等固定资材和处理其流动资金的自由，以及将利润留给苏联企业自己掌握的自由。

1921年8月1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和1921年10月27日人民委员会的指令，对苏联（俄）经济核算制的推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时，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基本单位主要是托拉斯和辛迪加，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苏联决定扩大经济核算制的适用范围，把经济核算制推广到所有企业当中，以保障计划任务按时甚或是提前和超额完成。经济核算制实际上成为苏联计划经济内部核心的管理方式。

20世纪30年代的根据地时期，中国公营工厂主要为供应军需，实行的是供给制或称报销制，不计盈亏。许多工厂完不成每月生产任务，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存在着不少质量问题。兵工厂生产的子弹打不响，枪支维修后运到前方仍不能用；被服厂做的军衣不合尺寸，扣子一穿就掉；纺织厂织出的纱布稀密不均；粮厂加工出来的大米有三分之一的糠。此外，原材料的浪费更加严重，中央印刷厂印一期《红色中华》浪费的油墨超过实际需要的一倍以上。还有大材小用、优材劣用，被服厂用几百匹高档的绸缎做军衣里衬。返工和浪费使得本就紧张的原料供应更是捉襟见肘，工厂时常因为材料短缺而停工。 ——林超超《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

军队的枪械、粮食、日常衣物，都是由企业负责制造。军队内部有哗变的可能性，它必须分赃，使其成员获得战利品。权力是某种利益合作，我们保卫私有财产、保卫等级关系、保卫奴隶制度。胡作非为者、以下犯上者将被全部人围攻\唾弃\驱逐，因为这动摇全体既得利益。例如，儿女违背父母命令就是不道德的事。可见，权力自下而上地被建立。社会内部达成利益分赃的默契。被蒙在鼓里的可能只有最高领导人。中央团体感到压力，他们要求企业“增产、节约”。但中央团体从最开始就无能为力。即使是军队，如果没有利益分赃也要发生哗变，更何况是军用武器企业厂长呢？

这位干部跟苏联企业厂长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我得弄个千把卢布买身好穿戴」。苏联企业厂长问：「新零件投产的日期是哪天？」。干部答：「两周以后」。苏联企业厂长回复他：「好，到时候发你奖金」，并当场签发1000卢布奖金的批条。 ——《左翼反对派公报》N65 “讽刺性的鳄鱼画报在1952年3月30日曾写诗，它什么东西都搞得到：铁，砖，木材，钉子等等…办法不外乎贿赂，也就是买通上级当局。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广泛流传一句俗话：‘贿赂比斯大林还有力量’…这是不足为奇的。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会前辩论中，曾广泛地提出相关问题（参看在1956年2月的《真理报》）。” ——Ernest Ezra Mandel《TRAITé D'éCONOMIE MARXISTE》

苏联中央团体仅有的”合法手段”是给生产指标设立奖金，这就是委托-代理关系。苏联卢布的地位意味着它有市场，无论是黑市还是国际市场。为赚取奖金，苏联企业家有以下手段： (1)隐藏生产能力，以“细水长流”的方式持续完成指标。 (2)囤积闲置机器\囤积闲置劳动力\囤积物料和商品，以应对突然间提高的指标。 (3)弄虚作假，以完成产量指标。 (4)不顾实际需求，只生产高价商品，以完成产值指标。 (5)苏联企业家制造“低薪甚至无薪的在职失业”，使员工难以生存。但指标突然间提高之时，苏联企业家逼迫工人高强度“突击”。 (6)夸大实际需求，以获取更多生产资料。拿取的越多越好，交出的越少越好。与中央团体博弈和讨价还价，制造多方妥协的指标，最终实现剩余价值的分赃。

问题不仅在于许多数据的保密性，还在于部门之间甚至部门内部的信息壁垒。马克·乌尔诺夫认为，信息提供缺乏明确的规则：“如果你只是来跟我说‘我需要信息’，那你就会被打入冷宫。即使是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获取信息的过程，也大多是非正式的”。将卢布数据转换为货币数据是巨大的难题。购买力换算也值得怀疑，因为价格大多是虚假的。...20世纪60年代的官方汇率约为1美元兑60戈比，而在黑市上则高达8卢布。寻找可靠的价格来源是“凭感觉”。 ——马克·乌尔诺夫《苏联经济的三大支柱：闭关排外、军事化、信息缺乏》

每家苏联企业都图谋私利，奇妙的默契出现：全部人都喊着“短缺”。虚假信息向上流动，就像利用一场伪造的消防事故以平账，指望斯大林来核查是不切实际的。“信息透明”就像财产公开那样不可能，即使形式方面做到也必然是虚假。例如，21世纪中国本科就业率就令人难以置信，可见这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无关。政治公权与货币公权交织着。这两者都可以导致荒谬至极的事情。你看见某个人脱光衣裤在泥巴里打滚，这是他在拍短视频赚钱。你看见“亩产万斤”的浮夸风，这是官员应付生产指标。你看见香港的虚假招聘广告，这是雇主为申请外劳而走流程。

为解决短缺只好追加投资扩大生产，扩大生产又造成新的短缺，恶性循环就这么开始。短缺又会促进囤积，囤积进一步加剧短缺，短缺还会产生传染效应，从一个市场传向另一个市场，这是指标经济的顽疾。在指标经济时代，天津市造纸厂私自长期招用临时工，声称“任务紧迫，劳动力调拨不及”。为了规避时间成本，许多企业倾向于“囤积工人”，“宁肯窝工，也不外调”。这些行为有著极强的负外部性，导致有些单位索性“宽打窄用、有意多报”。而上级部门在此情况下采用的“打折扣”办法，事实上损害其他不按照囤积做法的企业，促使其他企业也按照囤积做法在制度外进行招工。 ——《按津市转来东郊区政府反映天津造纸厂私自长期招用临时工问题》

利益竞争产生隐瞒与欺骗，企业之间总有商业机密。所谓“无序状态”只是哈定悲剧的表现形式：为私利而损害公利。科尔奈在20世纪50年代所提供的清晰图景是，苏联企业经理的行为是与社会利益相违背的。阿列克·诺夫（Alec Nove）这样描述：“信息流必然受到信息提供者利益的影响和扭曲，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有限资源的竞争对手.…但是，期望从那些与这些信息产生的结果有关的人那里得到公正的信息，未免不切实际”。换句话说，虚假信息向上流动。因为向上级发送准确的信息不符合苏联企业经理们的经济利益。大企业内所谓“计划”是假象，企业里流通货币（货币是私有制的同义词），各部门之间讨价还价，职员也按照委托-代理关系来工作。

“经验丰富的部长们对这种倾向心知肚明，因此，他们会提出更高的指标要求，通常比他们心中认为实际可行的指标高出0~20%左右，因为他们也知道企业肯定会要求降低指标。另一个办法是部长们事先把苏联企业的指标任务设定在去年的产量水平上，例如，如果一家苏联企业去年的产量是50个单位，那么今年的产量至少应该是50个单位。这被叫做‘能够完成任务的基线’。西方文献中使用了‘棘轮效应’一来对应现象，即不断地给只能向前而无法后退的齿轮加大指标任务。但，任何高明的武器都会引出与之针锋相对的好盾牌。当部长们采用‘能够完成任务的基线’的措施时，苏联厂长们便采取了‘将产量固定下来’的措施来应对。即使一家苏联企业完全有能力超额完成指标任务，它也不会这么做。因为如果老老实实地那么做，部长在下一年制定的指标任务必然会抬升至这家苏联企业的最高产量。因此，这家苏联企业最优的指标完成量，就仅仅是101%、102%这么少，而不是这家苏联企业原本能够轻易完成的200%。” ——János Kornai《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s)一词最初来自对苏联式指标经济制度的研究。在指标体制下，企业的年度生产指标根据上年的实际生产不断调整，好的表现反而由此受到惩罚。因此，聪明的企业经理（厂长）用隐瞒生产能力来对付上级当局。这种标准随业绩上升的趋向被称为“棘轮效应”。其实，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经济、管理领域，也存在于项目管理过程中。 “各项生产指标（一般以数字表示）包括产品种类、产品数量、质量标准、原材料和工时定额...原则上最后的生产实际情况只允许超过而不允许低于生产指标...‘增产’与‘节约’是国家反复强调的两个词...对于大企业而言，生产指标的完成情况事关企业的经济利益（脱期，就要交罚金）。...企业以少报多、谎报实际产量；以次充好，蒙混次货出厂。在纱厂里，领班知道如何将坏纱分装，掺入正品。”

“除了以次充好，企业还会想方设法地去‘实现’各项指标：不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私自增产商品价值高、工人技术熟练的产品来凑数，只求生产总值达标。以上海安全消防器材厂为例，1954年7月，该厂本来给五金公司订制 2.5英寸 规格的门阀，但此种规格的门阀商品价值小：仅有40元；且此种门阀费工多。上海安全消防器材厂的厂长担心完不成产值指标，他漠不关心、全然不顾社会对产品的实际需求而把厂里的任务改为：生产 3.0英寸 规格、商品价值70元的门阀。”

“再例如，上海玻璃厂将生产计划里的价格低之产品都改为价格高之产品，结果仓库里积压了500毫升等大规格的安瓶达上百万只，而小规格的安瓶在市场上脱销、无货可售。”

“由于商业部门订购的花布种类每个月都改变，与原订计划对接不上，上海第一印染厂不得不将原计划中的原材料，积压在仓库，而改为购买新的原材料。但银行信贷部门又要执行该厂原订计划的货币资金计划，印染厂如果不能够变卖、出售积压的材料：回笼资金，则银行不给予新的贷款”。

“‘增产与节约’运动的压力首先施加给各个企业的厂长，有些企业厂长先变卖、出售了闲置的机器或厂房，凑齐了资金以便日后达到‘增产节约’的指标。还有的企业为了实现‘节约’指标，就从工人的工资与生活必需品中省出钱来。” ——林超超《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

科尔奈在后期发生显著变化，他对苏联经济的解释变成以企业家个体为中心。他写道：“苏联物品短缺的原因是对扩张的动力与对投资的渴望”。

上层默认经理是被物质利益所激励的——苏联企业经理的行为是想使个人收入最大化。约瑟夫·柏林纳(Joseph Berliner)当时评论道：“经理必然会适应新的奖金体系，就像指南针会指向地磁的南北极一样”。为鼓励经理们按照指标生产，指标制定者给完成指标的人提供奖金。

科尔奈在20世纪50年代对匈牙利轻工业的经典研究中发现了这些看似反常的现象。科尔奈举了“百分之百完成指标的拜物教”的例子。他描述一家皮革工厂在截止日期前获得额外完成率的方法是将大量生皮倒入浸泡槽中。他指出“净附加值几乎为零，但从计算总产量的角度来看，被投入到斗中去的材料之价值被认定为等于成品皮革价值的75%”。

一切努力被用于确保计划完成率达到100%。因此，管理人员成了设计出各种方法来美化他们的生产成果的艺术家：“聪明的经理是摆弄指标数字的大师，他们充分利用与自己奖励挂钩的指标之中的灰色区域”。

与百分百完成指标拜物教密切相关的是，科尔奈所描述的“生产的周期性不均衡”——即为了达到配额，生产工作在计划的最后阶段出现赶工趋势。在苏联，这一行为被称为“突击”。它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产出质量下降(这就是为何老百姓总是试图购买在前半个月而不是后半个月下旬生产的产品)。对产品质量的抱怨也从未停止，例如1985年9月的苏联报纸报道过使人触电身亡的吸尘器。这是一个普遍而悠久的问题。1951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委员会主席说：“突击是完成指标的最浪费、最昂贵的方式之一”。

简而言之，经理们想尽一切办法确保他们完成指标的奖金。什么情况会阻碍这件事呢？(1)原材料短缺——解决办法便是囤积各种材料。(2)在关键时刻难以获得足够的材料——解决办法是贿赂官员。(3)突击时人手短缺——那就囤积工人。

如果企业仍然没有接近目标会发生什么呢？如果差10%呢？科尔奈回答说，经理们会放弃挣扎：“从财务的角度来看，完成指标的程度是99%还是91%，对企业家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

科尔奈承认，将奖金与指标完成情况联系起来鼓励了产出的显著增长，但这种做法有一个明显弊端。他指出“如果计划拟定得很宽松，这自然会使获得奖赏的任务变得容易。因此，企业管理人员明确希望自己要完成的指标是宽松的”。相应地，便存在一种系统性的试图将指标压低之趋势——“向当局隐瞒有关其企业潜力和储备的信息”。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和改革家奥塔·锡克(Ota Šik)在1968年的说法，企业经理的反应是“隐瞒自己企业的生产潜力，夸大自己企业的需求”。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大范围的欺骗机制。

阿列克·诺夫(Alec Nove)这样描述这种模式：“信息流必然受到信息提供者利益的影响和扭曲，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有限资源的竞争对手。期望从那些与这些信息产生的结果有关的人那里得到公正的信息，这未免不切实际”。换句话说，虚假信息向上流动。好的指标依赖于准确的信息，但这不可能，因为向上级发送准确的信息不符合经理们的经济利益。

当然，指标制定者和上层部门官员都知道这此事。他们知道公司在隐瞒信息，知道企业向上发送的信息对这些企业有利。因此，他们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作出回应：他们强调必须制定严苛的计划，以便调动隐藏的资源。上层认为，这些企业是在制造“虚假的困难”。因此，企业管理人员和指标制定人员就“指标的严苛程度”进行了不断斗争。考虑到指标制定者对增长的追求，如果企业确实证明它的生产能力可以很高，那么明年的指标将被设置成更高。换句话说，任何一年的生产结果都将直接影响下一年的指标。自然地，这将使明年的指标更难实现，更重要的是，明年的奖金更难赚到。因此，企业经理的必然反应是“不要做得太多”。

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引用了一句俄罗斯谚语:“明智的经理会完成生产目标的105%，但绝不会完成125%”。科尔奈曾描述过同样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企业家们看到结果可能会过多地超出目标，他们必然会对未来感到恐惧”。

企业家既能够找到方法使产出数字保持在高的水平上，也能找到方法使其保持在低的水平上。例如，不把产出算作成品。科尔奈总结道：“指标和激励制度引发了一种倾向，其效果是诱导企业家使指标变得宽松，隐藏生产潜力，并阻止过于突出的生产成果。这是非常危险和有害的”。简而言之，科尔奈在20世纪50年代所提供的清晰图景是，企业家的行为是与社会利益相违背的。

上层“无能为力”的原因是什么呢？科尔奈强调，顶层权力不是绝对的：“它不是一台机器的外部操纵者，他不能随心所欲地按下按钮和转动杠杆”。上层只是对特定的信号做出特定的反应。

在短缺的情况下，企业被迫囤积和储备劳动力以备将来之需。对科尔奈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在职失业”。科尔奈表示“苏联劳动力短缺越频繁、越严重，苏联内部闲置就越大。即在职失业。” ——Michael A. Lebowitz《The Contradictions of Real Socialism: The Conductor and The Conducted》

“苏联企业的：利润取决于企业财政指标的完成。而这与满足社会实际需要之间经常发生激烈冲突、也与产品的质量发生冲突，或者就直接与国家指示发生冲突。巴可夫指出，为了完成财政指标，从1939年起，许多工业部门的企业便根据企业自己的决定，不再照旧生产某些种类的商品，而集中力量生产其他的商品，尽管这样做是显然与国家的指示相矛盾的。”

“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这是工业中的经常现象： 哈尔科夫的电气设备工厂多年以来就把它的生产能力的30%到40%用来生产那些对于电气设备的企业来说绝对预料不到的商品…例如，这个电气设备工厂曾经制造窗户门，门的把手和其他小五金商品。”

“《Communist》杂志说，1952年，苏联棉纺工业比指标规定多供应了197000000 米的普通棉布和内衣，但是，又比指标规定少供应了183000000 米的缎子和质量较好的布（人造丝等）。”

“由于纯粹的图利思想，医药部门的中央机关只知道用一个观点来判断各医药公司的活动，那就是：以苏联卢布计算的营业指标是否完成。”

“苏联的医药公司里会出现与医学毫不相干的商品，例如，鞋油、化妆品、别针、缝衣针和杂货等。与此同时，规定的药品存货却很不完备。医药机构中有占有领导职位的投机商人。苏联公共卫生部早已决定禁止：医药机关的实验室与化学工业之间进行市场的商业竞争。但是，各医药机关，特别是苏联公共卫生部所属的中央机关，不顾这一决定，竟然把生产药片划入医药机关（‘药片’原本应该由化学工业部门生产）的生产中，而生产数量之巨，甚至超过了化学工业的总生产量。”

“1954年10月5日《真理报》（Pravda）指出，纺织工业和造鞋工业的许多企业拒绝制造数量充足的儿童衣物，因为这项生产获利较少。最近的工业管理改革的建立国民经济会议并未扭转这一局面。另一些企业抱怨于：未能收到所需要的整套金属原料而造成的企业的巨大损失。” ——Ernest Ezra Mandel《TRAITé D'éCONOMIE MARXISTE》

中央指标机构和每个下层主管之间都在玩捉迷藏。但是，下层主管们怎样超额完成指标的目标（同时得到额外的个人地位、晋升和特权），但又不使对工人的压力大到要威胁社会的安宁？

以下只是其中几个方法： 1、在清点存货时，低估和隐藏物资，作为储备。 2、在定计划的指标时，定得愈低愈好。因为定得太高就很难超额完成指标。 3、在预订物力及人力资源时，要得愈多愈好。 4、在履行指标（本人所负责的那部份）时，用方法能够在形式上、表面上通过核对即可，不必顾及使用者（无论是生产单位或消费者）。需要一千部拖拉机吗？只要生产出来的东西像拖拉机就够了。核对的指标是每部拖拉机应该有个马达。马达是有了，但是马达发动和运转得好不好是不要紧的。拖拉机停在户外，在雨中开始生锈，也不要紧！ 5、建立稳定的连络网；争取重复的指标，就可以完全有把握完成指标。 ——Catherine Samary《Market, Plan and Democracy:The Experience of the So-Called Socialist Countries》

“行为模式之一，是纵向的讨价还价。...苏联企业厂长想的是生产任务越轻松越好，物资和人力的被供给则是越多越好，这样，就可以将拿不到奖金的风险最小化，或者避免因完不成指标而受到惩罚。这些利益动机将促使企业故意歪曲信息，低估自己的生产能力，而夸大投入需求。在这里就会出现讨价还价，苏联企业会努力争取更轻松或者更少的生产任务即产出量要相对小，投入品供应则相对要多。”

“苏联企业之间都会针对生产资料的分配展开相互竞争，它们将尽力争取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这就好比著名的英格兰‘公地悲剧’，苏联厂长们知道：‘公地’不是他们自己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节省和维护土地’，这种方式带来了资源管理的严重低效率以及导致出现了过度贪婪的现象。” ——János Kornai《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官僚们把生产能力说得低于实际情况是有更直接的经济利益的。因为他们所得到的奖金主要是在生产量超过指标量时提高的，而指标规定的数字又是以企业公认的生产能力为根据的。公认的生产能力愈低，实际生产量超过指标量愈远，官僚们所得到的奖金就愈多。”

“随着企业自负盈亏原则（经济核算制）大范围实施，生产资料领域、机器设备和原料必然处于商品市场经济。企业自负盈亏的原则使货币在生产资料领域内成为支付手段。因此，在生产资料领域内——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存在已久：一切都是为了得到奖金（这些奖金的总额是巨大的）。”

“一家机器制造企业的经理完成规定的指标，就可以获得加薪37%，而每一次超额生产1%，就可以获得加薪4%。”

官僚管理人员渴望在规定指标的日期达到规定指标的产量。于是，他们便设法搜集必需的原料，例如象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向当局提出夸大的要求。但是负责分配原料和设备的上级当局知道这些物资稀少，因而朝着相反的方向办事。结果便出现经常的紧张局面。” ——Ernest Ezra Mandel《TRAITé D'éCONOMIE MARXISTE》

大量证据表明，部长们总是试图提高而不是降低他们所管辖企业的产量。除了逐渐加大每个指标期间的产量外，当推行的各项改进激励企业完成“超指标”的更高产量时，部长们通常会抓住这些证据，证明企业能够达到更高的生产水平，并以此为基础提高企业的目标产出水平。部长们都要完成他们各自的产出指标。在这些指标的驱动下，部长根据本部门指标的最重要产品，为本部门下辖的企业厂长设定 “奖金 ”。作为层级指标的一部分，各个部长和各个企业厂长一样，也受上级设定的目标和奖励所驱策。根据对前苏联企业厂长的采访，伯林纳总结了有关苏联企业厂长生活的“大量事实 ”，并指出“从上面来的压力感 ”形成了“不断提高产量的要求 ”。然而，苏联企业的厂长们却又反过来游说部长们降低产值或降低产量，以便让苏联企业厂长获取短缺货品的“额外收益”(Side Payments)。 ——Peter Boettke《Soviet venality: A rent-seeking model of the communist state》

“企业的最优行为不是力争每期均取得最高业绩。为了给下期生产指标的超额完成留有余地：隐瞒最高生产能力、适当超额，才是企业的最佳选择。若该期产量富余，企业便将部分超额产品囤积起来、私藏起来，留待日后。当日后的指标完成不了时，就把囤积、私藏的产品重新再拿出来补漏补缺，就这样机动地使用 。” ——陈云《1951年财经工作要点》（1951年4月4日）

“1958年5月初，中央批转全国的‘第二本账’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大缺口的政策，原料供应无从保证。

但在那时：每当人们感到物资少一点的时候，恰恰就是反映生产和建设‘大跃进’的时候；而每当人们感到物资多一点的时候，恰恰就是反映生产和建设都：松了劲的时候。因此上级认为要最大限度地挖掘‘潜力’，不要在国家指标与实际产能之间留有余地。” ——林超超《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

“下层官僚人员知道，要完成指标，就必须让自己的企业经常得到原料、辅助产品、电力等等的供应。因此，在这些资料相对缺乏（不是绝对缺乏！）的情况下，官僚管理人员便设法保护自己，不断要求比他实际需要超过很多的物资，因而又使匮乏情况更为严重。当企业必须执行一个硬性的指标时，它们便把一切找得到的东西囤积起来、私藏起来——劳动力，材料，甚至是成品——以便能够保证供应规定指标的产品…中央代表并没有隐瞒他们对囤积材料展开的斗争。他们承认，中央部门经常须要克服材料缺乏的现象，而各个企业为了避免源于缺乏材料而导致的停工，却决心把尽量多的材料囤积、私藏起来，因此，在中央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不断地展开斗争”。

“古利克和约瑟夫·倍利纳都曾经根据他们与大批投奔西方的前苏联工厂经理谈话，揭露了这种现象。苏联杂志《计划经济》指出，一系列企业要求装备、自动化机器、材料、金属、木材等的数量，要比它们的实际需要量和实际消费量：高出20%到30%。苏联的另一杂志《争取节约材料》（Sa Economiju Matcrialov）也发现在政府各部中有囤积大量物资的相同倾向。1955年，布尔加宁估计这些囤积起来的设备和材料商品价值高达13500000000 卢布。”

事实上，官僚管理人员建立私藏的库存以便为自己创造安全余地，这种倾向发展得那么严重，以致他们企图有意识地掩盖和低估他们的企业的生产能力。苏联作者阿尔费耶夫和科罗特科夫曾在《计划经济》杂志中发表文章，题目本身是《争取人们充分报告和利用生产能力》就已经够说明问题了。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了以下的例子： 在煤炭工业部中，一系列煤矿所使用的生产能力，大大低于其实际能够达到的产量…...在木材和造纸工业部中使用的生产能力，大大低于实际能够达到的产量。

在1954年8月4日，《乌克兰真理报》（Pravda Ukrainy）列举一系列煤矿只利用生产能力75—80%，甚至50%。1954年7月30日谈到了许多没有利用其全部生产能力的钢铁厂。《真理报》又说：在每个工厂中，都有巨大的后备力量没有得到使用。”

“约瑟夫·倍利纳概括他同流亡的苏联官僚们的谈话，写道：全部企业经理不是从全部生产能力出发的，这种倾向年复一年地受到苏联报刊的指摘，就同配套指标没有得到完成那样，有规律。”

“苏联作者阿克良举出基罗夫工厂的例子，这家工厂有五十多台机器没有得到使用，其中有些从1945年起，有些甚至从1939年起便没有加以使用！”

“《消息报》1953年3月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举出另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木罗姆的捷尔任斯基机车厂的例子。这个厂两三年前得到的价值巨大的机器始终没有运转起来。由于工作和原料分配不当，全部机器每月平均有25%到30%的工作时间是闲着的。在弗拉基米尔的日丹诺夫拖拉机工厂，由于相同的原因，1952年完全停工的时间就有五万七千个工时。 当时的苏联重工业领导人马雷切夫曾在俄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会前辩论中宣称：由于生产周期性地中断，机器制造工业的使用，还不到其年生产能力的35%到40%！”

“在苏联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阿里斯托夫提到了60000台铣床和15000台金属压延机长年以来搁在仓库或者工厂的院子里生锈。根据规定，这部分生产资料的折旧费不被包括在日常生产的成本内，这也助长了把不用的生产资料堆积起来的行为。”

“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弗罗尔·科兹洛夫估计，仅仅是未使用的金属废料这一项，每年就损失约25000000000卢布。” ——Ernest Ezra Mandel《TRAITé D'éCONOMIE MARXISTE》

“为了促进企业‘挖潜力’完成指标，继全民整风运动后，1958年初，上海市委继续下达了以‘反浪费’为中心的整风指示，号召揭发检举工厂里的浪费现象，以缓解原材料供应不足的压力。”

“自1956年以来，原材料供不应求的情况在一些大工业城市就已经十分严重，原材料供应越是缺乏，企业就越想多抓、多要、多存，甚至于虚假冒领。企业囤积原材料、企业私藏原材料：是多多益善、有备无患。" ——林超超《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

“一位姓梁的工人代表很多人来反映的情况，使刘宾雁受到震动。他话说得很慢，也很激动：‘我们也是人，可企业厂长不把我们当人看。从技工学校毕业两年——这类人在某家工厂里有二百多名，可是到今天也没有工作，老是打杂，甚至去做清洁工。我们去找干部，我们说：这项工程明明不需要这么多人，让我们到辽宁去行不行？辽宁那边的工厂缺很多人。干部说不行，干部宁愿让我们闲得慌。干部的理由是，把我们放走了以后，万一明年工厂的任务扩大了，他到哪儿找人去？干部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但是，如果任务不扩大呢？我们这些工人便成货物，我们长期被企业储存在仓库里，我们没有固定工作...’” ——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

在关键时刻（例如“突击”期间）人手短缺同样会威胁到指标的完成。苏联企业之间相互竞争、抢占劳动力。谁囤积的劳动力更多，谁在应对生产波动时就越从容，也就更容易获得奖金。然而，这种劳动力囤积导致奇特的现象——“在职失业”——宏观层面的劳动力短缺与微观层面的劳动力闲置并存。苏联企业把目前还不需要的人留住，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同时，企业又不希望这些被囤积的劳动力增加实际成本。虽然经理们喜欢在汇报时夸大成本，但他们厌恶增加实际成本。苏联厂长要降低超额完成指标的实际成本，才能够获得更多利润。

苏联资本家不让其它的苏联资本家获得这些劳动力，他安排工资最为低廉的职位，例如清洁工。甚至只是挂名，不发薪水。这类被囤积的劳动力等同于产业后备军，他们生活困苦，要寻找非正式的副业才能维持生存。一旦有新的提高了的指标，这些产业后备军就立刻进入苏联工厂中累死累活地劳动。已经囤积了足够劳动力的苏联资本家，能够超出指标而获得奖金；而另一些没有囤积足够劳动力的苏联厂长则难以获得奖金。

这是“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发工资(We pretend to work, and they pretend to pay)”这句话的由来。科尔奈指出：“苏联劳动力短缺越频繁、越严重，苏联内部闲置就越大”。

苏联存在着‘工厂内部的失业’，这构成‘内部’的剩余劳动力...正如商品短缺会导致人们过度囤积，劳动力短缺也会引发囤积剩余劳动力的行为，必须把目前还不需要的人留住，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官僚们监督工人不能够离开工作单位。大部分人的工作是被分配的，工人不能够做自己的选择。企业保证工人就业，但同时也将职工限制在企业里。即使可以提出辞职，也必须经过管理层的同意。在有些指标体系国家和有些时期里，职工甚至都不能随意离开居住地（例如不能够从城市回到乡村），除非得到单位的许可...所有这些现象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所谓‘在职失业’ ” ——János Kornai《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在东欧国家比较流行的情况是，工人想要享有一些不是低廉工资所能提供的东西，就往往得身兼两职。在业余时间，他们作为单干的手艺人、技工、或建筑工人而拼命工作。有些人把他们在原本工厂工作的时间看作是休息时间，在那个时间里他们能够把干了真正有利可图的副业所带来的疲劳慢慢恢复过来。” ——Paul Sweezy《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过多雇用”一般地是指苏联的公司比资本主义的公司雇用更多的工人来达到相等的产量。在很多工作时间或者生产期内，没有人在真正地工作，或者是一定的产量可以被更少的工人去完成。 ——Catherine Samary《Market, Plan and Democracy:The Experience of the So-Called Socialist Countries》

超额完成产出指标的激励，进一步加剧失误和短缺。各类五花八门的目标以及适当的奖励等导致了许多特定产品的短缺，而且还强化如下印象：为了完成自己的指标，囤积是必须的。各种资源常常堆在仓库中，直至发霉或作废，因为管理人员要把它们积存起来以备紧急之需，又或者由于缺少将它们投入使用所需要的设备。短缺是自我实现的循环过程，这一观点同样得到劳动力市场短缺现象的支持。 ——Peter Boettke《Soviet venality: A rent-seeking model of the communist state》

"在指标经济时代，指标一天一变不是稀罕事。指标一变，原材料供应就要调整，因此工厂上报领料时都倾向于‘宽打窄用’、‘备而不用’，他们都知道‘打了计划不要没关系，如果不打计划要用时领不到’”。

调查发现，中国药物厂1965年1月份向公司申领的试剂药品比上年单月增加了6倍，大明玻璃厂的领料比上年增长32%。到2月，正泰橡胶厂的材料储备又比上月增长50%，大中华橡胶厂增长30%。仅五金材料一项，医药公司多消耗了100万元；橡胶公司的增幅也在50万上下。上海葡萄糖厂每月消耗的维修材料一般都在3000元左右，但领料计划却有6000元，后来两个月继续增加到9000元。" ——林超超《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 《前卫报》（The Guardian）把局面概括如下：

‘指标如果在数量上订得十分详细，就会变得过分僵硬，因为它们不再照顾到：顾客们的需要可能改变…要是改用价值数字的话，就有可能鼓励把生产转移到高价的商品上去。另方面，要是设法使用劳动生产率指标来检查效率的话，又会打击需要大量劳动的商品的生产。要求‘节约生产费用’的指标，会促使苏联厂长们牺牲商品的质量，减少品种和限制生产新的商品。当部长们发现各不同指标造成的偏差后，他们又采用新的指标，以便制止这些偏差，这样下去，直到指标多得使主题和对象都乱做一团，毫无意义。” ——Ernest Ezra Mandel《TRAITé D'éCONOMIE MARXISTE》

各个苏联企业在市场经济里的主观盲目经济行动，例如私藏、囤积，却造成了一种凌驾在各个苏联私有企业之上，并逼迫各个苏联企业的客观经济力量。指标不停地上下波动着（指标内的商品种类也变化着），今天是这样，明天就变成那样，总是临时加急更改。 指标是飘忽不定的的东西。每个苏联资本家都无法预测本月指标是怎样，就连制订指标的苏联部长们也无法预测。因为指标和价格都不是单方面制定，它们是苏联市场——不被任何人计划、不被任何人操控、仿佛是“外力”(在全部人之外)——所造成的结果。指标与价格都是厂长与厂长、厂长与部长之间相互博弈、相互竞争的结果。苏联是被市场操控的，市场是“看不见的无形手”。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央官僚机构只是在事后才计划。在整个规划过程中，计划不断地被修订和重新谈判。中央官僚机构计划反映了苏联预期的产出模式，而苏联私有企业又以各种方式在事后操纵着中央官僚计划的形成。 ——Peter Boettke《Soviet venality: A rent-seeking model of the communist state》

《前卫报》（The Guardian）把局面概括如下：

‘指标如果在数量上订得十分详细，就会变得过分僵硬，因为它们不再照顾到：顾客们的需要可能改变…要是改用价值数字的话，就有可能鼓励把生产转移到高价的商品上去。另方面，要是设法使用劳动生产率指标来检查效率的话，又会打击需要大量劳动的商品的生产。要求‘节约生产费用’的指标，会促使苏联厂长们牺牲商品的质量，减少品种和限制生产新的商品。当部长们发现各不同指标造成的偏差后，他们又采用新的指标，以便制止这些偏差，这样下去，直到指标多得使主题和对象都乱做一团，毫无意义。” ——Ernest Ezra Mandel《TRAITé D'éCONOMIE MARXISTE》

“为什么我说计划经济都是瞎扯呢？就是因为根本看不过来。你想，一个本儿里头，重要物资都几十种，粮食、油料作物还有一大堆呢，谁有工夫看那个？就是看完了，加起来也不对，这些数跟全国的数差得太远了。当时，综合组的笔杆子是王春正。他的经验就是，这些资料都甭去看，就按去年的数，再加个10%就行了。等到差不多了，跟部里头商量商量，出一个大表就完了。实际上，计划经济搞不了平衡。你比如说投资计划，都是‘头戴三尺帽，上来砍一刀’。你说100亿，我就说50亿，砍掉一半。所谓计划，都不是算出来的。什么叫计划呢？讨价还价就是计划。”

“头戴三尺帽，拦腰砍一刀”是业内对政府预算编制规则的形象描述。意思是说，部门往上报预算，不能实打实地去报，必须比实际高出一些，这叫“头戴三尺帽”；而“拦腰砍一刀”，就是在预算审批过程中，财政部或其它审批部门要在中间砍掉一部分，比如，提出18万预算只能批复10万。 ——宫著铭《坚持市场化的改革道路》

越是物资短缺，苏联企业主（苏联资本家）就越是私藏、囤积。这样一种加重物资短缺的恶性循环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甚至是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

“25年来，宣传'严格完成指标'，'降低成本'，'进一步节约原料'，'更充分利用生产能力'，'更合理使用贮备'等运动一个接一个单调地进行。在一条'阵线'上获得的短暂成功，总是使另一条阵线又遭到失败。

1957年，在匈牙利发表的一部著作的译本，雅诺斯.科尔奈《经济管理的超集中化》(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tration)非常触目惊心地证实了这一论断。” ——Ernest Ezra Mandel《TRAITé D'éCONOMIE MARXISTE》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Anderson, G., & Boettke, P. (1997). Soviet venality: A rent-seeking model of the communist state. Public Choice, 93(1/2), 37-53. Berliner, J. (1957). Factory and manager in the USS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ng Zhuming. (2018). Witness major reform decisions: Oral histories from those who witnessed them.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Guinevere Nell. (2011). Rent-Seeking, Hierarchy and Centralization: Why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So Fast and What it Means for Market Economies.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53(4), 597–620. https://doi.org/10.1057/ces.2011.17 Kornai, J.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bowitz, Michael A. (2012). The Contradictions of Real Socialism: The Conductor and The Conducted. Monthly Review Press. Lin, C. (2013). Eficiency, mobi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Shanghai industries under the planning system (Doctoral dissertation). Fudan University. Mandel, E. (1962). TRAITé D'éCONOMIE MARXISTE. R. Julliard. Qian Liqun. (2007). Refusal to forget: Notes for “1957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weezy, Paul M. (1972).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